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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小知识
 为晚年周信芳编剧的人

    蒋星煜    摘自《上海戏剧》2007

    关于周信芳的生平、艺术成就以及在“文革”中被迫害而死的冤案,当然都是今天戏剧史论的一个课题,值得深入研究、认真探讨。话说回来,史论不仅是理论水平的体现,更应有确切的史实为依据,从这个角度来看,有些事实确有进一步明朗的必要。

    虽然目前关于周信芳艺术史论的文章、着作很多,但也有人因“文革”前与周信芳并无接触,甚至极少观摩周信芳的演出,到现在要写文章时,自然只能凭第二、第三手资料,因此往往说不到点子上。笔者在此举一小例,便可以发现问题了。

    从1949年建国到“文革”开始的1966年,为周信芳编剧的人是谁?有哪几位?从已有的论文、着作来看,都没有准确地作出回答。由于很多作者对这一切没有亲身经历,只能有啥说啥了。

   “文革”结束后,对《海瑞上疏》的平反进行得严肃认真。就上海而论,社联和剧协都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座谈会。在剧协的座谈会上,《海瑞上疏》的原笔者许思言也发了言,此书于是再版,许思言的发言也编入了附录。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,许思言成了周信芳晚年最主要的编剧。到了廿一世纪,上海社科出版社出版了陈西汀剧作集,内中有周信芳曾演出的《澶渊之盟》,似乎周信芳晚年最主要的编剧又是陈西汀了。

    笔者在这十七年之间始终和周信芳保持接触,和许思言、陈西汀更常在一起叙谈,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《海瑞上疏》、《澶渊之盟》的剧作过程,而且和《秦香莲》、《义责王魁》的作者严朴、吕仲非常熟悉,在这里作一番客观的回忆。

    在华东戏曲研究院期间,也就是1950-1954这五年中,院里拥有一批知名笔杆子,包括原夏声剧校领导之一、《陆文龙》的编剧徐筱汀,原以改编越剧《西厢记》知名的苏雪安,以及严朴、吕仲等等。周信芳上演宋之的原着《皇帝与妓女》,就是院内诸位编剧整理、改编的。

    当时,周信芳比较满意的一个剧本是《秦香莲》,该戏以传统剧目《铡美案》为基础,分别吸收了滇剧《闯宫》、淮剧和汉剧的《琵琶寿》、秦腔的《杀庙》而成。周信芳同时饰演包公与饱经世故的丞相王延龄,颇为精彩;沈金波的驸马、金素雯的秦香莲、陈正薇的公主配合得完美无缺。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54年9月出了剧本单行本,印10100册,剧本上署名为“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改编  严朴执笔”。实际上,该剧本是周信芳亲自改编的。当然,执笔者严朴很能领会周信芳的意图,操作时贯彻得比较到位。

    可是,不久后“肃反”运动开始,严朴被审查出有重大政治问题。具体的判决结论,笔者并不知详,只知道他后来在服刑期间死在大西北。《秦香莲》一剧也因此受牵连,周信芳未再上演。

    吕仲是上海戏曲界的元老,对京剧、越剧均擅长,建国前曾先后任芳华剧团、雪声剧团剧务部的负责人。建国后,吕仲先任华东文化部戏改处秘书,后任华东戏曲研究院京剧编剧。不久后,他出任从黄金荣手里收买过来的黄金大戏院(改称为大众剧院)的经理。大众剧院当然不是清水衙门,三反五反中成了重点对象。虽始终没有查出什么贪污事件,但吕仲仍背上了“公私不分”的包袱。好在吕仲没有贪污,因此没有影响他编剧的《义责王魁》在1959年的公演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行本的出版。《义责王魁》根据香记》、《情探》,更多的是参考评弹《义责》编写的。周信芳主演义仆王中,王魁由黄正勤扮演,珠联璧合,效果极佳。在17年中,此剧是唯一的可与《四进士》、《徐策跑城》、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等剧相提并论的麒派经典名剧。

    上海京剧院成立后,对编剧队伍进行了充实,老前辈苏雪安、吕仲均继续原来的工作,但因他们年事渐高,也不能安排更多任务。徐筱汀担任戏曲学校教务主任不久后即因病去世。

    两位较年轻的编剧——陈西汀与许思言开始施展拳脚了。

    这两位编剧的学养、特长、风格完全不同,陈西汀原来是学校老师,国学根底固深,对文、史、哲都有一定造诣,但对京剧业务不是太熟悉。他是一位领导亲自物色来的,周信芳因之对他也比较客气。但历年来编的戏,周信芳一直没有演,而是由别的演员主演了。原因何在?不难找到答案。后来《澶渊之盟》完成,周信芳觉得比较满意,这才接受了下来。许思言早年就是票友,和表演艺术家熟识的有一大批,自己也能演唱。据说,“思言”二字乃是思念言菊朋也。他又追随程剑西多年,学到了许多连台本戏的诀窍。在院团里,很容易和演员打成一片。但是,他的古书,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,都读得较少。因此,他的作品通俗有余,书卷气不足。这两位编剧的优点加在一起,可望是个全才,而实际情况是各有所长,也就是各有所短,确是美中不足的事。

    周信芳不是一般的表演艺术家,他的表演历程几乎可以和卓别林媲美,很多作品都是他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。在他心目中,陈西汀、许思言都很难说是符合他理想的编剧,尤其是许思言对文、史、哲的古籍读得不多,当然影响了和周信芳之间艺术问题的深入交流。和陈西汀合作时,场面的安排、气氛的制造等等则较多地要周信芳自己来考虑,所以也有些吃力。但周信芳也找不到理想的人选,只能先适应再说。

    《海瑞上疏》的编写,原是一项上面布置的政治任务,须限时限刻完成。当时,院方派许思言随周信芳去青岛,在盛夏季节进行剧本创作。对历史人物海瑞的研究,周信芳要超过临时翻阅材料的许思言,而且,他对以海瑞为题材的传统剧目《德政坊》、《五彩舆》等也都十分熟悉,有的还演过。在编剧过程中,许思言较多地设计了海瑞夫人的形象,并一再借鉴了《鸣凤记》中杨继盛的几场戏。

   《海瑞上疏》是一个大冤案,知名度极高,但知名度绝不应和艺术精品划上等号。这是个常识问题。总的说来,该剧因为赶任务匆忙,略显粗糙,尤其是在对海瑞的塑造上表现的比较明显。海瑞固然刚正固执、锋芒毕露,但其书生气仍应是性格主调,他对皇上可以冒死进谏,但绝不会“骂”。而该剧给人的感觉过于火爆,美中不足。剧本出版时,题为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、许思言执笔。严格地说,这和“许思言 编”的说法还是有区别的。

    如果说《海瑞上疏》的编剧是一次愉快的合作,那么周信芳必会再次和许思言合作,但事情并非如此。周信芳转向了陈西汀,他们花了两年时间仔细打磨《澶渊之盟》。该剧本固然是由陈西汀编剧,但周信芳所花的心血并不少于陈西汀。后来公演时,周信芳亲自导演,实为对剧本作进一步加工和提高。《澶渊之盟》的艺术性、思想性和文学性都较《海瑞上疏》为高,但现在有些论者评述周信芳晚年戏剧艺术时,往往偏重《海瑞上疏》而对《澶渊之盟》只字不提,那是很可笑的。

    陈西汀写过一篇文情并茂的纪念周信芳的文章,题为《杂忆与遐思——周信芳先生导演<澶渊之盟>回顾》,写了一位表演艺术大师对剧本创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。遗憾的是陈西汀自我感觉过好,他说:“如果两人(指周和陈)中有一个是艺术上的一知半解,史学上无所蕴蓄,文学上无所研习,人情世事阅历不深不广,以及风格不高,趣味低下等等,那将是怎样一个情况和结果。”陈西汀把自己和周信芳放在完全对等的地位,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
    岁月如流,如今,严朴、吕仲、许思言、陈西汀均已作古。好在作品均存,可以作为研究和考证的依据。笔者不想把严朴、吕仲、许思言、陈西汀这四位编剧,以及《秦香莲》、《义责王魁》、《海瑞上疏》、《澶渊之盟》这四个剧本列出名次,或者排个排行榜,只想把真实情况作个说明,相信读者看后,自有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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